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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女子卡内没余额 劫匪憋着笑把钱还给了她(ta)

您的(de)浏览器不支持 audio 元素。 字号 超大 大 标准 小 胡适一生任过多种职务:国文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、杂志社编委、图书馆馆长等。在诸多职务中,胡适的(de)董事身份还未被充分关注和深度研究。其实,胡适出任董事的(de)经历,可以极大丰富对(dui)其基本面相的(de)认识。因此,梳理、辨析胡适董事任上的(de)主张与行动,应该不是(shi)无谓之举。青年胡适

青年胡适

北京绩溪会馆董事
1918年7月14日,在致母亲冯顺弟的(de)信中,胡适提到:“我(wo)是(shi)会馆中董事,又是(shi)同族,定当尽力为他(ta)照料。”这里的(de)“会馆”,指的(de)是(shi)北京绩溪会馆,当时设(she)在北京椿树头条路北,是(shi)徽籍人(ren)士在京的(de)重要联络处。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,到1918年7月,无论是(shi)在北大校内,还是(shi)在全国学界,都已成为很有影响力的(de)公众人(ren)物。由胡适出任会馆董事,对(dui)绩溪乡亲来说,当然求之不得。
一向重情厚德的(de)胡适,出任会馆董事后,对(dui)馆务很是(shi)热心,并经常探望、帮扶乡亲。如信中所照料的(de)“他(ta)”,即是(shi)胡适同村贞仲娘的(de)儿子蕙生。蕙生忽患重病,缺人(ren)照应,胡适便与同族生辉公、成亭叔等商议,把他(ta)送入首善医院。信中,胡适告诉母亲:“(蕙生)入院已两日,病势未减。我(wo)今早亲去看他(ta),据医生云,这是(shi)一种利[厉]害的(de)热病,由于血管中有毒菌(菌即是(shi)微生物)所致。”7月21日,胡适又写信告诉母亲:“前信说贞仲娘之子蕙生叔之病状,现他(ta)的(de)病已大有起色,热已退清,想不日当可起床,现尚在病院中调养医治,望转告贞仲娘,令其放心。”一个星期后,胡适第三次向母亲反馈蕙生近况:“贞仲娘家的(de)蕙生,病已好(hao)了,现已搬出医院,在会馆中调养。”到了8月初,胡适欣喜地告诉母亲:“蕙生叔之病已好(hao)了,但体气尚弱,未能复原。前日他(ta)已能出门,坐车来吾家申谢。我(wo)看他(ta)两手尚有点发抖,劝他(ta)安心调养。”从7月中到8月上,半个多月里,为了蕙生的(de)病,胡适忙前忙后,嘘寒问暖,从中可见胡适为人(ren)古道热肠之一斑。
“平生不解掩人(ren)善,到处逢人(ren)说项斯。”作为师长,胡适对(dui)年轻人(ren)的(de)支持总是(shi)不遗余力,林语堂、许德珩、陈之藩、罗尔纲等,都曾得到过胡适的(de)帮助。对(dui)于徽籍学子,胡适自然十分上心。如,1923年9月9日,胡适写信告诉江冬秀,请她(ta)于绩溪会馆存款中借一百八十元给胡敦元作学费。这个胡敦元是(shi)安徽绩溪人(ren),当时在清华学习,日后留学美国,成了博士,回国后当了经济学家。胡适把奖掖后学作为一种“投资”,“永远有利息在人(ren)间”,这是(shi)令人(ren)感佩的(de)。
胡适出任会馆董事期间,最浓墨重彩的(de)一笔当是(shi)营救陈独秀。1919年6月11日,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,胡适在第一时间(shijian)作出反应。营救过程中,胡适巧妙借助了徽籍名流的(de)力量。因此,不少与陈独秀没有知识连带感、思想认同感的(de)人(ren),也站出来为陈说话。有的(de)甚至与陈独秀相左或相对(dui),如马通伯、姚叔节等,也给予陈独秀很大的(de)同情。这种做法,让胡适感念不已。日后,他(ta)在给陈独秀的(de)信中感慨:“我(wo)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:在那个反对(dui)白话文学最激烈的(de)空气里,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(ni),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‘人(ren)的(de)社会’,还有一点人(ren)味儿。”不能不提的(de)还有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的(de)吴炳湘。吴炳湘是(shi)安徽合肥人(ren),虽然充当的(de)是(shi)“爪牙”,与陈独秀无私交,更非同类,但念在同乡份上,也有意关照了陈独秀。对(dui)于胡适的(de)四处策动,疏通关系,唐德刚也有过相关补充:“我(wo)的(de)祖父便是(shi)为陈氏暗中奔走最出力的(de)朋友之一。因为那时自段祺瑞以下的(de)‘皖系’巨擘与我(wo)家长辈都有点私交。”
胡适出生在上海,前前后后在绩溪生活不到10年,但他(ta)始终对(dui)家乡倾注了无限的(de)感情,除了对(dui)家乡的(de)人(ren)亲切,对(dui)家乡的(de)事也热心。1923年秋,胡适联合胡近仁、胡鉴臣等乡贤创建(jian)上庄毓英小学,还自出年俸两百四十元的(de)高薪,聘请长于教学还能担任国文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课程的(de)鲍剑奴到校任教。1926年10月,胡适联合乡人(ren)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一同致函旅沪绩人(ren)及各地的(de)绩溪同乡捐赠图书,在家乡建(jian)立绩溪图书馆,初藏书即有三千余册。1930年10月,胡适又与胡近仁商议,要在上庄开办图书馆阅报社,并表示愿将自己位于上庄杨林桥桥头南端的(de)祖房捐出。诸如此类,不一而足。
当然,胡适忙于教书育人(ren)与著书立说,后来更是(shi)各类事务缠身,用于处理会馆人(ren)事的(de)时间(shijian)和精力日渐减少。1936年底,胡适辞去担任了近20年的(de)会馆董事职务,推荐曹根泰、胡成之为会馆副董事。其中,“曹根泰行使董事权利,负责往来账目,处理会馆及附属产业的(de)日常事务。胡成之负责保管会馆契据。胡适还移交了自己从1917年12月起曾经管的(de)会馆余款两千多元。”1937年7月,北平沦陷之前,胡适特意嘱咐江冬秀将会馆账目、契纸及公印文书等随身携出,妥善保管。
胡适具有浓厚的(de)乡土情怀,这种情怀既包含一个游子主动积极对(dui)家乡力所能及的(de)物质贡献,也包含一个学者对(dui)徽州文化的(de)认同和宣扬。作为安徽人(ren),胡适关爱和保护徽籍乡亲朋友,关切和支持家乡文教事业,其心可鉴,其情可明。胡适多次言及自己是(shi)安徽绩溪人(ren),要做“徽骆驼”“绩溪牛”,也表明他(ta)的(de)品格和性情中沉淀了深厚的(de)徽州文化成分。事实证明,徽州文化对(dui)胡适的(de)做人(ren)与治学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(de)影响,无怪乎他(ta)的(de)日常意识、政治意识、民族意识等都烙上了乡土印记。胡适题词——努力做徽骆驼

胡适题词——努力做徽骆驼

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
1925年4月25日,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位于上海市北四川路横浜桥一带的(de)广肇公学宣告成立。作为一个全国性的(de)图书馆学专业组织,协会旨在研究图书馆学术、发展图书馆事业,并谋图书馆之协助,以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达成专业化、标准化与技术化。
协会成立前后,袁同礼、胡适等人(ren),用力尤多。1925年5月7日,协会召开第一次董事会。会上,胡适向袁同礼提议,为奖励图书馆学术起见,对(dui)于有特殊贡献者,均聘为协会名誉委员。于是(shi),协会招纳了王国维、罗振玉等在社会上深有影响的(de)学者、名流。1925年7月6日,胡适又与梁启超等联名向政府呈文,内称:“拟先从分类、编目、索引及教育四端着手。惟寒儒奋力,终不易于经营……仰恳执政顾念国学,特予殊施,俾所策划,早得观成,士林幸甚,为此敬呈。”不久,政府筹拨五千元对(dui)协会予以补助。袁同礼(1895-1965)

袁同礼(1895-1965)

胡适出任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的(de)时间(shijian)不长,因为1929年2月协会举行第一次年会时,对(dui)协会的(de)组织架构做了调整,取消了董事部。虽然胡适的(de)协会董事身份解除,但他(ta)并没有与协会脱离关系,而是(shi)被协会聘为名誉会员。之后,胡适一如既往地关心与支持协会工作。如,在1930年6月,在协会第三次常委会上,胡适作了即兴演讲,指出“(学校)所授予学生者毫无真正东西,能供给真正之知识者惟有图书馆耳”,强调图书馆是(shi)获取知识的(de)重要场所,可视(shi)为与学校同等的(de)教育机构。
有人(ren)说,胡适是(shi)自中国有图书馆称谓以来,对(dui)图书馆最为醉心的(de)图书馆专业以外的(de)学者。一般人(ren)对(dui)图书馆感兴趣多是(shi)因为图书馆能“为己所用”,这当中的(de)“自私”成分,十分明显。胡适同样有“私心”,但他(ta)比一般人(ren)的(de)可贵在于,他(ta)对(dui)于图书馆还有近乎专业的(de)关注。如,1928年7月31日,在上海东方图书馆举办的(de)图书馆暑期见习班上,胡适作了题为《中国书的(de)收集法》的(de)演讲,指出“古董家的(de)收集法”有太奢、范围太窄等毛病;“理学家的(de)收集法”则有门类太窄、因人(ren)废言、言因辞废等弊端。他(ta)倡导的(de)是(shi)“杂货店的(de)收集法”,好(hao)处是(shi)“把收书的(de)范围扩大”“免得自己去取”“保存无数的(de)史料”“所费少而所得多”等。又如,在胡适的(de)引荐下,图书馆学名家王重民到北大任职。两人(ren)多次商讨后,在北大中国文学系创办图书馆学专科。这为以后图书馆学系的(de)孕育奠定了基础。此外,胡适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职期间,大力支持中基会资助和推动国立北平图书馆、北大图书馆、清华图书馆等众多图书馆的(de)建(jian)设(she)和发展。
胡适的(de)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身份,只是(shi)我(wo)们(men)探讨胡适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、胡适对(dui)中国图书馆转型与发展的(de)历史贡献等话题的(de)一个切入点,综合季维龙、韦庆媛等学者的(de)研究,基本上可以认定:胡适是(shi)图书馆事业的(de)热情关注者,是(shi)藏书建(jian)设(she)理论的(de)大胆提出者,是(shi)图书馆工作的(de)具体实践者。在中国图书馆事业进程中,胡适尽量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图书馆的(de)理论和实践建(jian)设(she),民族危难之际注重对(dui)图书馆、博物馆等文化教育机构的(de)保护,强调图书馆的(de)开放性,努力实现图书馆社会功能的(de)最大化等,为中国图书馆实现从封建(jian)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北平辅仁大学董事
胡适晚年与秘书胡颂平曾经谈起北平辅仁大学。胡颂平在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中记载:“北平辅仁大学是(shi)天主教办的(de)大学,但我(wo)也是(shi)辅仁大学的(de)校董,不是(shi)奇怪吗?远在三十年前,陈垣(援庵)和一位美国传教士来看我(wo)。他(ta)们(men)说国民政府颁布的(de)《私立大学组织法》必须设(she)有一个校董会,请我(wo)担任他(ta)们(men)的(de)校董。”作为一所教会学校,辅仁大学起先按照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制定了《董事会章程》,明确董事会担负学校全责。后来,辅仁大学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关规定,重组董事会。但前后两届董事会,胡适都不在其中。那么,胡适是(shi)何时出任辅仁大学董事的(de)呢?胡适与陈垣

胡适与陈垣

1933年12月30日,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(de)陈垣到访胡家。胡适日记记载:“陈援庵先生来谈,谈了两个多钟头。他(ta)是(shi)辅仁大学的(de)校长。辅仁现改组校董会,他(ta)来请我(wo)做一个董事。”这次见面,胡适与陈垣还谈了清代朴学方法的(de)来历。胡适称,陈垣“似乎不很相信西洋耶稣会士与清代治学方法无关”。胡陈二人(ren)的(de)这次见面,应该就是(shi)胡适晚年回忆的(de)“远在三十年前”的(de)“陈垣和一位美国传教士来看我(wo)”。
后面证明,胡适接受了陈垣的(de)邀请,做了辅仁大学的(de)董事。1934年3月22日,因辅仁大学校务已由本笃会改为圣言会接办,又正值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,乃再次重组董事会。这次重组,胡适正式成为辅仁大学董事。据胡适回忆,“到了校董开会的(de)一天,我(wo)看见一位穿红衣的(de)主教坐在上头。主席是(shi)张继(溥泉)。我(wo)知道张溥泉也不是(shi)天主教徒,我(wo)放心了。”这一届辅仁大学董事会,有张继、陈垣等15人(ren)。合影时,胡适坐于前排,左边为傅增湘,右边为刘半农。辅仁大学董事会合影(前排左二为胡适)

辅仁大学董事会合影(前排左二为胡适)

胡适晚年还曾回忆:“这个校董会的(de)第一次,也是(shi)最后一次,开过之后,他(ta)们(men)把校董的(de)姓名呈报教育部立案了。”这里,胡适的(de)记忆不准。这个校董会之后也有开会,只是(shi)有的(de)会胡适可能没有参加,有的(de)会是(shi)参加了却忘记了。如,1936年5月,董事会开会,因刘半农、穆尔菲两名董事已经去世,于是(shi)推举于斌、雷冕继任,其余董事连任。又如,1937年5月31日,胡适自己的(de)日记显示:“辅仁大学开董事会。因董事长张溥泉不在,我(wo)代主席。参观辅仁大学,甚有进步。”辅仁大学校董会记录原件也有记载:“公推胡适主席;报告及议决事项:一、董事胡适、陆伯鸿、满德贻任期已满,复选连任,至民国二十八年任满……”在另一张辅仁大学董事会董事合影里,胡适站在中排,前面是(shi)傅增湘、张继等人(ren),此亦为证据。辅仁大学董事会记录原件(1937年5月31日)

辅仁大学董事会记录原件(1937年5月31日)

出任辅仁大学董事前,胡适已与辅仁大学有过关联。试举一例:1934年1月11日,胡适在辅仁大学国文系作了题为《考证学方法之来历》的(de)演讲。这次演讲,显然与陈垣到胡家登门拜访有关。演讲中,胡适证明了“朴学方法确是(shi)地道国货,并非舶来品”。末了,他(ta)还自我(wo)调侃:“天主教研究神学,有一很好(hao)的(de)习惯,就是(shi)凡立一新说,必推一反对(dui)论者与之驳辩,此反对(dui)论者称做‘魔鬼的(de)辩护师’,今天,我(wo)就做了一次‘魔鬼的(de)辩护师’。”出任辅仁大学董事后,胡适与辅仁大学关联更多。除了参加董事会会议,还经常有参观、接待、演讲等活动。如,1936年6月,胡适为辅仁大学毕业学生题词,内容为“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,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”。思想和研究都得要讲究证据,天下没有白费的(de)努力,这都是(shi)作为师者的(de)胡适一贯主张和强调的(de)。胡适题词(1936年)

胡适题词(1936年)

胡适出任辅仁大学董事,涉及“胡适与教会教育”问题。胡适认为,“凡是(shi)好(hao)的(de)学校,都是(shi)国家的(de)公益事业,都应该得国家社会的(de)热心赞助。学校只应该分好(hao)坏,不应该分公私”“近年中国的(de)教会学校中渐渐造成了一种开明的(de),自由的(de)学风”“他(ta)们(men)(教会学校)的(de)长处我(wo)们(men)应该充分认识,他(ta)们(men)的(de)困难我(wo)们(men)也应该充分救济”,等等。长期以来对(dui)教会学校的(de)认识存在严重的(de)偏见,胡适能够客观地看待教会学校,必要时还以实际行动支持、推动教会学校的(de)发展,无疑是(shi)可贵的(de)。
新月书店董事
1928年1月28日,在写给徐志摩的(de)一封信中,胡适拟对(dui)新月书店董事会提出几个请求。其中,第一个请求是(shi)“请准我(wo)辞去董事之职”。据胡适所言,他(ta)是(shi)“仔细想过”才“决定主意”。从中,我(wo)们(men)知道,胡适做过新月书店董事。
1927年6月,新月书店成立。这是(shi)由胡适、徐志摩等人(ren)合伙创办的(de)一个出版机构。成立之初,他(ta)们(men)有过集资,大概是(shi)五十元为半股,一百元为一股。出资人(ren)里,胡适是(shi)百元大股,另外还招进三股——江冬秀、胡思杜和张慰慈。三人(ren)中,一个是(shi)胡适的(de)妻子,一个是(shi)胡适的(de)儿子,还有一个是(shi)胡适的(de)好(hao)友。实际上,胡适一人(ren)四股,具有相当分量。既然实行股份制,也就有个董事会。论威望,论股份,胡适出任董事,都是(shi)理所当然。
徐志摩与胡适私谊甚厚,接到胡适意欲退股的(de)消息,想必十分意外。这个时候,距新月书店成立才半年多。换句话说,如果这时胡适退股,后果不堪设(she)想。好(hao)在徐志摩智商不低、情商也高。他(ta)向胡适做了一番粘合工作,退股风波很快平息。而且,一个多月后,也就是(shi)1928年3月,他(ta)们(men)在新月书店成立的(de)基础上创办了《新月》月刊。《新月》月刊

《新月》月刊

新月里的(de)成员,除了胡适、徐志摩,还有罗隆基、梁实秋、潘光旦、储安平、闻一多等人(ren)。他(ta)们(men)大多属于“强烈的(de)个人(ren)自由主义者”,基本上谁也不愿追随谁,谁也不能领导谁。梁实秋日后坦白:“有人(ren)说我(wo)们(men)是(shi)‘新月派’,其实我(wo)们(men)并无组织规程,亦无活动计划,更无所谓会员会籍,只是(shi)一小群穷‘教书匠’业务之暇编印一个刊物而已。”编印刊物如此,经营书店亦然。所以,新月这个团体,说是(shi)“一盘散沙”也不为过。至于新月书店董事会,就算存在,也是(shi)有名无实。当然,他(ta)们(men)在形式上也有过“会”,有过“议”。如,1930年7月25日,胡适日记记载:“新月书店开董事会。店事现托给萧克木与谢汝明两人(ren)。”1930年7月27日,胡适日记提到:“新月书店股东会,到者五十四权。我(wo)主席。”1930年8月21日,胡适日记又载:“新月董事会在我(wo)家集会,举潘光旦为主席。”
而从新月书店的(de)经营和《新月》月刊的(de)编印过程可知,新月中最关键的(de)人(ren)物是(shi)胡适与徐志摩。两人(ren)当中,胡适又在徐志摩之上。也就是(shi)说,新月同人(ren),论时事、写文章、编杂志、出著作,固然各有各的(de)灵活性、自由度,但很多时候,掌握大局、手握大权的(de),还是(shi)胡适。举个例子:1929年1月19日,梁启超在京病逝。一部分新月社的(de)成员准备把即将出版的(de)《新月》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作为纪念专号出版。其中,徐志摩尤为卖力,做了相当周到的(de)考虑和安排,“按照徐志摩的(de)部署,《新月》二卷一期梁启超专号已几近完美,梁启超的(de)墨迹、肖像、论文、遗稿、传记和怀念文章都在徐的(de)计划之中,甚至连出版日期都已定好(hao),但纪念专号最终却因遭到部分成员的(de)反对(dui)没有出成,并把已付排的(de)稿件从印刷厂抽了回来。”而反对(dui)者当中,胡适就是(shi)一个。甚至可以说,是(shi)胡适的(de)不支持直接导致了梁启超纪念专号的(de)“流产”。可见,胡适的(de)分量虽然谈不上是(shi)“一票否决”,但也是(shi)“片言九鼎”。
在新月,徐志摩算是(shi)有头有脸的(de)主事者了,他(ta)的(de)“面子”尚且可以“驳回”,一般的(de)人(ren)、一般的(de)稿,就更不容易入胡适的(de)“法眼”了。如,1930年8月29日,徐志摩致信胡适:“张寿林屡函催问诗选,新月正苦无书,如可将就,先以《欠愁集》付印如何?又《断肠集》一文,可交本月月刊先印,要亦无甚大疵也。如兄同意,乞即寄秋郎送排。”徐志摩对(dui)这个张寿林很“推崇”,而胡适对(dui)这个张寿林颇“怀疑”,最后结果可想而知。胡适致徐志摩信

胡适致徐志摩信

当然,胡适在新月的(de)“自以为是(shi)”“独断专行”,毕竟只是(shi)少数。这少数案例,也不能说他(ta)就是(shi)“一言堂”。相反,说明他(ta)不是(shi)一个“和事佬”,他(ta)有他(ta)的(de)考虑或顾忌,有的(de)原则和立场,他(ta)是(shi)坚持、坚守的(de)。我(wo)们(men)讨论胡适与新月,重点是(shi)放在新月书店经营中(含《新月》杂志编印),胡适的(de)作为。新月书店从1927年成立到1932年结束,前后六年时间(shijian)。新月书店的(de)最大贡献是(shi),为同人(ren)著作的(de)及时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保障,为宣传新月知识分子的(de)政治、文化主张提供了一处公开的(de)阵地,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群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建(jian)立自己发言位置的(de)欲望。
无疑,胡适是(shi)新月书店的(de)主要贡献者,也是(shi)较大受益者。据不完全统计,胡适在新月书店出版了《白话文学史(上卷)》《庐山游记》《淮南王书》《人(ren)权论集》《中国问题》等著作,数量虽在徐志摩、梁实秋等人(ren)之后,但功劳确实不小。而且,胡适的(de)《白话文学史(上卷)》《庐山游记》等一版再版,有力提升了新月书店在业界的(de)影响。胡适日后广为人(ren)知的(de)自传《四十自述》中《我(wo)的(de)母亲的(de)订婚》《九年的(de)家乡教育》《从拜神到无神》《在上海》《我(wo)怎样到外国去》等,也都是(shi)在《新月》月刊先行发表。尤其对(dui)胡适以及新月书店、《新月》月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(de)是(shi),胡适在《新月》发表了《人(ren)权与约法》《我(wo)们(men)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——对(dui)于建(jian)国大纲的(de)疑问》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》等重要论文,以至于一时之间让自己处在了风口浪尖。1933年9月,几经周折的(de)新月书店遭遇被迫关门转让的(de)命运。胡适与王云五商定,由商务印书馆出资弥补新月书店的(de)亏空,新月书籍一律转交商务继续出版,所有存书无偿交给商务处理。至此,新月书店画上句号。而作为新月书店的(de)灵魂人(ren)物,胡适也算做到了善始善终。
目前,学界关于新月的(de)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和深入。胡适与新月书店、《新月》月刊的(de)关系,也零零碎碎有所揭示。不管怎样,在20世纪初期的(de)出版界、文化界,新月书店、《新月》月刊都是(shi)有一席之地的(de)。具体到胡适个人(ren),他(ta)在新月书店出版的(de)著作和在《新月》月刊发表的(de)文章,多数是(shi)在主张人(ren)权、呼唤自由、争取法治、提倡民主。这部分文章,连同早期的(de)《好(hao)政府主义》《假使我(wo)们(men)做了今日的(de)国务总理》等,以及后来的(de)《论宪法初稿》《政治改革的(de)大路》等,组成了他(ta)“政治理想”和“政治思想”的(de)全部。胡适不是(shi)一个政治家,他(ta)的(de)一生甚少参与实际政治,但他(ta)却是(shi)一个“政治热心家”(季羡林语)。正如胡适自己所言:“在我(wo)成年以后的(de)生命里,我(wo)对(dui)政治始终采取了我(wo)自己所说的(de)不感兴趣的(de)兴趣(disinterested interest),我(wo)认为这种兴趣是(shi)一个知识分子对(dui)社会应有的(de)责任。”
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
1928年7月27日,蔡元培在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。7月30日,国民政府令准大学院改进中基会章程,取消原有中基会,任命胡适、孟禄等15人(ren)为董事。这就表明,胡适正式进入中基会董事行列。而中基会董事身份,可以说是(shi)胡适所有董事身份中最有分量的(de)一个。
中基会是(shi)北洋政府负责保管、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“退还”庚子赔款的(de)机构,于1924年9月成立。首届董事会由颜惠庆、张伯苓、贝克、贝纳德等15位中美文化教育界专家组成。胡适虽不是(shi)首届董事会成员,但在中基会成立前后,实际上已有一定程度的(de)介入。只是(shi)1928年8月正式成为中基会董事后,他(ta)的(de)相关运作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。之后数年,胡适为中基会劳心劳力,算是(shi)劳苦功高。
改组中基会是(shi)胡适的(de)第一个“大手笔”。1928年7月的(de)中基会改组,虽然胡适当选董事,但对(dui)于原有董事颜惠庆、张伯苓、周诒春等人(ren)的(de)被免,胡适表示不满。几经斡旋,胡适想出了一个巧妙的(de)解决办法:一是(shi)自己提出辞职,建(jian)议由任鸿隽继任;二是(shi)根据辞职董事的(de)任期,在辞职董事和新董事之间做一个搭配。1929年1月4日,中基会第三次常会成功召开。董事的(de)辞职和改选,完全按照胡适所拟的(de)名单通过。会议还通过了胡适所提的(de)章程修改案。胡适认为,这次会议最大的(de)收获是(shi)“摆脱了政治的(de)干预,重建(jian)了一个教育基金会之独立与自由的(de)基本原则”。显然,胡适的(de)想法偏于乐观。因为中基会本身就是(shi)政治干预的(de)产物,单是(shi)董事由政府委派,便不可能做到完全的(de)“自由与独立”。不过,日后的(de)中基会大体上还是(shi)保持了一定的(de)独立性和自由度。因此,这次改组算是(shi)比较成功。
主持编译会是(shi)胡适的(de)又一个“大手笔”。胡适有着良好(hao)的(de)英文底子和文学修养,知道外国作家的(de)长处,自己也曾动手翻译过都德、哈特、莫泊桑、契诃夫等人(ren)的(de)作品。中基会为“供应教育文化上之需要”将原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改组,定名编译委员会,这就为胡适一展身手提供了大好(hao)平台。胡适根据自己早年的(de)翻译构想及编译委员会的(de)章程,拟定了编译计划,详细规定了编译主旨、进行程序、选书、译者、审查、译费与审查费等内容。甚至,胡适还制定了《译书规约》,要求一律采用白话文及新式标点符号。在胡适等人(ren)的(de)精心筹划与悉心付出下,编译委员会仿照美国教科书编译大中学校教材,组织翻译西方文学、历史以及哲学类名著,为近代中国出版事业、教育事业做出了相当的(de)贡献。到1939年底,编译委员会编译的(de)书籍就已多达182种。
补助老北大是(shi)胡适的(de)第三个“大手笔”。20世纪二十年代,北大在学术运动、思想革命等方面无疑居于领袖地位。但由于经费短缺、人(ren)才不足等原因,北大的(de)学术发展呈现落伍趋势。尤其是(shi)在当时国立大学、私立大学数量激增、质量遽升的(de)背景下,北大的(de)学术地位已是(shi)岌岌可危。鉴于北大财政赤字严重、学科建(jian)设(she)滞后、师资力量削弱等,蒋梦麟、傅斯年、任鸿隽等人(ren)都有心改变北大的(de)困局。胡适知悉后,也是(shi)积极响应。经过多方协调,中基会与老北大进行了“亲密合作”,设(she)立了“合作研究特款”,用于设(she)立北大研究教授,扩充北大图书仪器及他(ta)种相关的(de)设(she)备,设(she)立北大助学金及奖学金等。从1931年起,中基会每年拨款二十万给北大(1934年调整为十万,直到1937年),这实在是(shi)一笔雄厚的(de)资金。到1935年,北大已然焕然一新,“本校自民国二十年(1931年)承贵会之协助设(she)立合作研究特款,五年之中,不惟物质方面如图书,仪器,校舍及其他(ta)设(she)备得以扩充,即精神方面若学风之改变,研究之养成,课程之提高以及教员之专任,莫不赖之得有显著之成绩。”蒋梦麟日后证实:“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(de)七年内,我(wo)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,竭智尽能,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(de)惊涛骇浪。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,尤其是(shi)胡适之、丁在君和傅孟真,北大幸能平稳前进,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。”蒋梦麟(1886-1964)

蒋梦麟(1886-1964)

从1928年到1949年,在长达二十年的(de)时间(shijian)里,胡适占据中基会董事、秘书等要职、实职,深度参与了中基会的(de)人(ren)事变更、政策制定、计划实施等重大事宜,并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着中基会的(de)重要资源。这就注定了胡适要遭遇正反两方面的(de)评价。
誉之者,说他(ta)是(shi)中基会的(de)“灵魂”“功臣”。在中基会这个“圈子”,胡适扮演着“修理工”与“马前卒”的(de)角色,“当在某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裂痕出现时,胡适就会利用自己的(de)人(ren)格魅力与个人(ren)私谊来悉心‘修理’破损的(de)‘圈子’。当来自政府的(de)压力与来自公众的(de)误解威胁到‘圈子’及中基会的(de)存在与正常运作时,作为‘马前卒’的(de)胡适又会挺身而出,运用自己所掌控的(de)资源与个人(ren)影响力来尽力化解威胁。”不得不说,一个“四面奔走”的(de)胡适,也是(shi)一个“八面玲珑”的(de)胡适。
而毁之者,说他(ta)是(shi)中基会的(de)“学阀”“霸王”。中基会有着比较雄厚的(de)财力,有着极其丰富的(de)资源,胡适又自始至终处于核心位置,也就长期具有话语权、决定权。仅以中基会对(dui)北大的(de)补助为例,中基会对(dui)外宣称:“合作办法之用意,在于指定一个有历史地位之大学,试办大学教育之根本救济。试办虽限于北大一校,其影响所及,必将提醒全国大学急起直追,与北大为学术上之竞争。”言之谆谆,听之藐藐。胡适与蒋梦麟的(de)交谊,胡适与北大的(de)关系,不是(shi)明摆着?就算他(ta)公事公办、不愧不怍,不也可能“众口铄金,积毁销骨”?都知道胡适名满天下,谤亦随之。
其实,很多时候,之所以遭人(ren)诋毁,实在是(shi)因为胡适的(de)“背景”过于复杂。哪怕心境澄澈、心底无私,他(ta)的(de)“背景”在那里,抹不了,洗不掉,他(ta)又能怎么办呢?况且,人(ren)非草木,孰能无情?要是(shi)确实有同情、感恩、报答等心理,那就更无法做到“纯粹”了。
如果抛开中基会的(de)政治色彩不论,客观地说,中基会致力于兴办科学事业、支持科学研究、推动科学应用,无论是(shi)自办事业、委办事业,还是(shi)合办事业,都取得了可喜的(de)成绩。中基会的(de)成功,一个重要原因是(shi)蔡元培、任鸿隽、蒋梦麟等“圈子”同人(ren)的(de)齐心协力、和衷共济。至于胡适,他(ta)尽心尽力,任劳任怨,在台前与幕后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(de)工作,切切实实发挥了他(ta)人(ren)不可替代的(de)作用。虽“八面玲珑”却“四处奔走”,能“以身作则”而“金身不破”,其允乎?其不允乎?
结语
谈到胡适,我(wo)们(men)已经习惯地称他(ta)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(de)学者、思想家和教育家。而在不断发掘、不断发现的(de)过程中,胡适也是(shi)名副其实的(de)社会活动家。北京绩溪会馆董事、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、北平辅仁大学董事、新月书店董事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等,几乎都是(shi)胡适主业之外的(de)社会兼职。这类董事身份,有的(de)是(shi)短期的(de),有的(de)是(shi)长期的(de);有的(de)是(shi)徒有虚名,有的(de)是(shi)实权在握;有的(de)是(shi)无关紧要,有的(de)是(shi)举足轻重。但无论哪个组织,胡适只要参与其中,基本上都尽力而为,尽可能地取得理想成绩,尽可能地发生积极影响。
同时,从胡适以董事身份参与的(de)各类社会活动中,我(wo)们(men)更多面地了解了他(ta)的(de)思想、情感、智慧、操守种种。因此,也可以更确定地说,胡适能够成为一个时代高标硕望、领袖群伦的(de)人(ren)物,有天时、地利和人(ren)和,更多的(de)则是(shi)仰赖他(ta)对(dui)自己的(de)高度期许,以及铢积寸累、日久年深的(de)身体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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