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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盘活资产 精华制药690万转让AFT在建(jian)项目

1926年,清华赴美留学生70多人(ren)在太平洋中的(de)邮轮上合影
文 | 刘 超,文史学者
作者授权发布
1979年,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·柯林斯(Randall Collins)的(de)力作《文凭社会:教育与分层的(de)历史社会学》(The Credential Society: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)问世,随即在全球风行一时,影响深远。年轻的(de)柯林斯,亦因之暴得大名,俨然成为该领域的(de)一线学者(2010年也确乎实至名归地膺选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),并赢得了极高的(de)学术及社会声誉,在国际学术界亦堪称明星。此后数十年,无论柯林斯如何特立独行,始终享有着相当高的(de)“热度”。然而,有意思的(de)是(shi),该书在大洋彼岸的(de)影响力,迟迟未能很好(hao)地传入中土。迨至2018年,此书中译本终于在大陆印行,随即在学界、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。作为美国学界的(de)传奇人(ren)物,此公个性卓特、阅历丰富、成果丰瞻,于学术和社会均有独到见解,故其言论、行止每每颇受关注。其人(ren)不亏是(shi)此道高手,该书对(dui)社会问题的(de)研究和批判令一众同行难以比肩。柯林斯所论,基本是(shi)美国景象(同期的(de)欧洲亦近之)。然而,严格说来,所谓“文凭社会”非止是(shi)西洋景,吾国亦并不逊色。

迷信文凭,以文凭分高下、以学历定去取,以文凭作为官员及专业人(ren)员的(de)遴选标准和社会地位的(de)评价标准,长期以来都是(shi)一种世界性的(de)普遍现象。晚近之中国亦然。随着科举的(de)废止,国内外新式大学的(de)学历已成为一种“新科举”,继续扮演着类似的(de)角色,于各行各业无孔不入。许多并无真才实学的(de)人(ren),完全可以凭着一纸文凭(甚至仅仅是(shi)留洋镀金的(de)经历)而谋取要职、备受倚重、平步青云。自然,有受益者,必有受损者。与之相伴的(de),则是(shi)许多富有才学的(de)人(ren)因为文凭问题而备受压抑、怀才难遇。
在新文化运动时期,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(de)胡适,以虚构的(de)博士文凭而谋得了北京大学本科教授职位,成为当时人(ren)才济济的(de)北大的(de)最年轻的(de)红人(ren),薪资高于许多名宿。当然,胡适绝非特例。此间,确实不少博士二十多岁就在北大担任教授(南方的(de)南高师亦有此盛况)。他(ta)们(men)居高声自远,备受礼遇,呼风唤雨。其所依仗的(de),多半也是(shi)一纸洋文凭。而没有文凭的(de)梁漱溟,虽然才学过人(ren),亦只能屈身为讲师,在校中不算得志。此时北大学风已大有改观,但多数学生仍重视(shi)文凭。真正完全求学问而不珍视(shi)文凭的(de),当然没有,但毕竟不多。其中有一位朱谦之,强调读书为求学问,而非求文凭;因此他(ta)最后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,空手离校,自然也就没有北大文凭。后来朱氏虽依然卓有成就,但人(ren)生道路之曲折远甚于同侪,足见他(ta)多少还是(shi)受到了他(ta)并不稀罕的(de)“文凭”的(de)强力压迫。陶希圣(左一)
1922年从北大毕业的(de)陶希圣,可谓青年才俊,然而在与海归派的(de)竞争中仍吃尽苦头,有着难以忘怀的(de)切肤之痛。为此,他(ta)齿难忘。“留学生‘学成归国’,便跃入候补官员和教师的(de)上层,叫那些没有力量和机会出国求学之国内学生‘瞠乎其后’。”在与留学生的(de)比较与竞争之中,国内学生吃尽苦头。陶是(shi)国内大学毕业而有任教经历,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,月薪八十元。而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归国者,月薪一百二十元。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,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;欧美一般大学回国的(de)留学生,月薪可至二百元,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(de)留学生。牛津、剑桥、耶鲁、哈佛毕业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者,“那就是(shi)各部主任,月薪二百五十元,在待遇上顶了天。”此非夸张,较之当时一般的(de)薪资水平,如此待遇可谓优渥之至。当时与陶共事的(de)有周鲠生、唐钺等欧美名校博士,收入均远高于陶,令其意气难平。
——实际上,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“由于人(ren)才缺乏,一般大学对(dui)教授资格的(de)要求,并不十分严格。许多人(ren)只要大学毕业,出国游学,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,或者仅是(shi)访问研究一段时间(shijian),回国后就可以出任大学教授。”因此,可以说并非商务印书馆对(dui)陶本人(ren)有成见,而是(shi)风气使然、制度如此(按,唐曾任北大教授,赴商务印书馆任职数年后,又转任清华教授;陶一举成名后亦被礼聘为中央大学教授,后又杀回北大任教授,算是(shi)与唐大致齐平了)。
此中遭遇绝非陶氏一人(ren)的(de)经历,而是(shi)一代青年的(de)普遍际遇。
1925年,萧一山以北大高材生的(de)身份入清华任教,深得梁启超欣赏和提携,然亦只能屈居讲师教席。前此一年,年龄相仿的(de)钱端升以哈佛博士身份回母校清华任教,年仅24岁,其起步于副教授,次年便升等为教授。同期,校内的(de)海归派教师,如刘师舜、钱昌祚、叶企孙、陈达、陈岱孙、萨本栋等,亦只有区区二十余岁,但大都已是(shi)正教授。梁启超对(dui)这种过分拘泥于学历、迷信文凭的(de)做法极为不满,于1923年公开批评道:“无论你(ni)多大学问的(de)人(ren),无论你(ni)有多少的(de)博士头衔,你(ni)们(men)初来我(wo)们(men)大学教书,你(ni)只可当一位助教或副教授。……副教授升教授时就得经教授团的(de)通过。”1932年清华大学校务会议 左起:叶企孙,陈岱孙,冯友兰,梅贻琦,杨公兆
蒋复璁(1898年生)1925年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,通过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的(de)援引进入清华任教(1924-1926),他(ta)感觉“在清华教书不是(shi)一件容易的(de)事,因清华大学的(de)老师多为留学出身,而我(wo)只是(shi)北京大学的(de)毕业生。我(wo)在清华教了一年半……便转任北京大学预科”。后来,他(ta)又通过考试,赴德留学。此间,该校其他(ta)一些青年教师如桂质廷、林语堂、萧一山、汤用彤等在短期任教之后,都渐次离校,大多数设(she)法留洋。萧氏理离开清华后,在有关方面的(de)支持下于1929年创办“北平文史政治学院”并任院长,后又赴中央大学任教授,成为早期罕见的(de)年纪轻轻便荣升教授的(de)本土派学人(ren)之一。对(dui)本土派学者而言,往往需要先“外放”至地方院校才能较容易获得高级教职,之后平调回名校(几乎都在学术中心),这也成为当时许多本土派学人(ren)跻身教授、出人(ren)头地的(de)一种“终南捷径”。
——北方学人(ren)顾颉刚与林庚,也是(shi)在地方性高校的(de)厦门大学较快地得到了晋升。至于蒋、萧的(de)同代人(ren)郑天挺,1920年自北大本科毕业后赴厦门大学任教并兼任图书部主任,次年考回北大国学门作研究生。1924年,郑毕业后留校任讲师,后南下各地任职;1930年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,仍任讲师。如此职业旅程,实在算不上顺遂,较之同代的(de)海归派学人(ren)确乎相去甚远。
总之,在当时,由于制度的(de)障碍,大量助教、讲师晋升无望,只好(hao)骑驴找马、以学校当跳板,极力出国留学,日后归国迳任教授。即便早已贵为北大名流的(de)刘半农,也被迫去国,在法国苦读数年,“要得这个臭博士”。在此间的(de)北大清华,教师的(de)“贫富悬殊”也极为醒目,校中不仅有许多处境艰难的(de)讲师助教,也有一众少年得志的(de)稚龄教授。

针对(dui)这种情况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,就于1927年6月重新公布《大学教员资格条例》,加强对(dui)大学教员资格的(de)审查与认证。条例再度规定:讲师须“国内外大学毕业,得有硕士学位”,或“助教完满一年以上之教务,而有特别成绩”、“于国学上有贡献”;副教授须“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,得有博士学位”,或“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,而有特别成绩”,以及“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”;教授须“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教务,而有特别成绩”。此等规定,较之发达国家尚有距离;然在当时的(de)中国,如此标准实不算低。著名教育学家孟宪承便称,国立大学“教员的(de)资格已经是(shi)相当的(de)严”。
实际上,当时能如此执行的(de)院校,实在有限。在“才荒”严峻、“到处都缺人(ren)”的(de)情况下,各高校各部门用人(ren)时也“不得不有所迁就”。有人(ren)戏称,留学生归国后,即便走投无路之际,还可以“当一个大学教授”(许地山语)。此非虚言,当时确有许多留学生归国未久年纪轻轻便担任高级要职。如此经历,大有人(ren)在,如陈锦涛、颜惠庆、王宠惠、罗文干、伍朝枢、张公权、吴鼎昌、顾维钧、宋子文、秦汾、唐有壬、石瑛、吴之椿、唐悦良、魏道明、罗家伦、钱昌照、钱昌祚、徐道隣、李惟果、高宗武、郭斌佳、沈昌焕、俞国华等。实际上,从清末到直到1930年代中期,仍有许多高校动辄破格聘用人(ren)才,因此,全国始终拥有一大批20余岁的(de)海归派教授。例如,
1911年,25岁的(de)胡敦复成为清华首任教务长,1年后成为大同大学首任校长;1916年,23岁的(de)邹秉文任金陵大学教授、26岁的(de)刘大钧任清华教授;1917年,24岁的(de)朱家骅、26岁的(de)胡适任北大教授(朱被认为是(shi)当时北大最年轻的(de)教授),与胡同龄的(de)陶行知受聘为南高师教授;1919年,25岁的(de)唐有壬受聘为北大教授,25岁的(de)何鲁受聘为南高师教授;
1922年,24岁的(de)哈佛博士张歆海受聘为北大教授;1925年,25岁的(de)刘师舜任清华教授;1926年,23岁的(de)哈佛硕士梁实秋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,25岁的(de)刘崇乐、26岁的(de)杨光泩受聘为清华教授;1928年,25岁的(de)陈序经受聘为岭南大学教授,25岁的(de)王化成、26岁的(de)萨本栋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,29岁的(de)段茂澜任天津电话(dianhua)局局长兼南开大学教授。1929年,25岁的(de)耶鲁博士方显廷开始担任南开教授。1931年,25岁的(de)凌其翰任东吴大学教授,26岁的(de)MIT博士吴鲁强(梁启超女婿)被聘为北大教授,25岁的(de)哈佛硕士陶葆楷、26岁的(de)MIT硕士王士倬则受聘为清华教授。1932年,25岁的(de)章名涛受聘为清华教授,25岁的(de)耶鲁博士柳无忌,归国即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主任,同样年仅25岁的(de)朱偰从柏林大学归国任中央大学教授,次年兼系主任;1934年,年仅二十六七的(de)吴大猷、钱思亮、周同庆等几乎同时受聘为北大教授……
此类现象在在皆是(shi),不胜枚举。在此大势之下,在许多高校中,大量重要职位均由“海归派”包揽,校内的(de)诸多重要安排及学界的(de)许多重要活动也几乎被其“包场”;本土派学人(ren)往往只能“瞠乎其后”、莫可奈何。如此一来,当时的(de)大学中普遍出现了许多怪现状,校内有一批20余岁的(de)年轻教授,也有一批30余岁的(de)老讲师。后者几乎是(shi)清一色的(de)本土派学人(ren),而他(ta)们(men)的(de)境遇,显然是(shi)与前者的(de)存在分不开的(de)。两大群体之间隐隐然有着巨大的(de)鸿沟。在海归派占主导地位的(de)一线名校中,那些“沉默的(de)少数”,无疑是(shi)“被压抑与被损害的(de)”群体。平静的(de)大学校园背后,并非没有不公之事和不平之气。在如此情境之下,本国毕业生的(de)压抑与“艰辛”可想而知。如此,“海归”吃香喝辣,“土鳖”低人(ren)一等,民族学术之独立,亦远矣。
由于当时博士(有的(de)硕士亦可)归国即受聘为教授,因此,对(dui)许多学者而言,获得博士学位之日,就是(shi)成为国内教授之时。更由于人(ren)才紧缺,许多在读博士已被国内高校竞相争聘为教授。如吴宓在归国之前,已接到东南大学、北京高师等多所名校的(de)聘书。因此,当时海归派学者获得博士学位一般在20余岁,其跻身教授之时也就只有20余岁。在全球各主要国家中,大概极少有国家能像中国一样,拥有一大批如此年轻的(de)正教授,有如此年轻化的(de)少壮派教授群和学术共同体。这是(shi)中国在人(ren)力资本(人(ren)才资源)上的(de)一大特点。——而在同期欧美名校,多数的(de)应届博士毕业生,即便有幸能谋得大学教职,亦只能被聘为讲师。傅斯年在北大
如此一来,在大学教师评聘的(de)问题上,也就难免出现诸多问题。不少时人(ren)对(dui)用人(ren)上的(de)标准不严、风气不正的(de)现象极为不满。傅斯年便于1932年7月在《独立评论》撰文,对(dui)国内势力盛大的(de)“哥大派”大加挞伐,认为其对(dui)国内的(de)“教育崩溃”负有重要责任。胡适对(dui)此表示:“美国人(ren)在这个学校毕业的(de),回去做个小学教员,顶多做个中学校长,已经稀有了,我(wo)们(men)却请他(ta)做些大学教授、大学校长,或做教育部长。”此说确有夸张,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(邱椿等人(ren)的(de)反应尤其突出),但无论如何,还是(shi)多少能见出某些实际情况。

然而,随着大量海归人(ren)才的(de)回国,国内“才荒”现象日渐缓解,学术水准也日渐抬升,各行各业的(de)用人(ren)标准也水涨船高。人(ren)才市场的(de)行情也悄然变化。
1930年以前,由于中国学术基础薄弱,凡在外国取得博士学位者,归国皆被聘为教授。然而,随着留学回国浪潮的(de)来临,这一“行情”很快就一去不复返。欧美名校的(de)应届博士毕业生,应聘名校副教授或一般高校教授,成为标配;极个别才学卓著者,才有望获聘为名校教授。北京大学旧照
1935年,有学人(ren)指出,中国大学程度已经大幅提高,以前“只要吃过洋面包回国的(de)都可做教授”,“现在如国立清华大学,刚回国的(de)博士也得从专任讲师做起,这不能不说是(shi)一种进步。”当时不仅高校如此,其他(ta)各界亦然。在此期间,随着“水涨船高”的(de)趋势、随着严格主义标准的(de)落实,无论是(shi)留学生还是(shi)本国毕业生,都更多地依据实力与业绩进行竞争,二者的(de)起点也渐趋平等;外籍教师的(de)特权地位也日趋回落。如此均可谓“土洋并轨”。此间,对(dui)教师的(de)考核周期,也随着中国学术的(de)变迁而在无形中日趋抻长。——自然,如此一来,多数青年教师的(de)晋升之路也更漫长、更曲折、更艰辛。
及至1930年代末留学生“一回来就做教授”的(de)现象虽未消弭,但无疑已日显罕见。——当然,我(wo)们(men)依旧能看到一些非常醒目的(de)特例。1939年,年仅24岁的(de)张宗燧归国任中央大学教授(前此一年已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)。1940年,年仅27岁的(de)柏实义受聘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教授,随后兼系主任,此前,他(ta)用1年获得MIT硕士学位、用2年时间(shijian)获得CIT博士学位;同样在这个新兴学科领域、在中大航空工程系,黄玉珊在斯坦福大学仅1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,回国即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时,尚不满23岁。1940年首位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(de)华人(ren)徐毓枏,甫一毕业,即被聘为西南联大(清华)教授,年仅27岁;1946年,蒋硕杰被聘为北大教授,年仅28岁。
——在“文凭社会”中,体现得尤为突出的(de)无疑当首推崇洋媚外现象。“崇洋”的(de)同时也必然意味着“抑土”。这一心理和风气的(de)形成,是(shi)历史所致、时势使然,因此,其矫正也只能是(shi)一个漫长的(de)过程。此非孤立的(de)现象,它(ta)并不只是(shi)大学本身的(de)问题,而是(shi)一种系统性的(de)社会问题,是(shi)一种无孔不入的(de)历史积弊。其所反应的(de)是(shi)人(ren)才匮乏导致的(de)种种乱象,也是(shi)一种社会心态不健康所致的(de)恶果。在知识人(ren)高度密集的(de)大学中,这一点尤其突出,其对(dui)本土派学人(ren)的(de)压迫亦尤深且鉅。如前所言,学历社会古来有之,绝非自近代始;而近代的(de)学历社会也与方今有诸多区别。但是(shi)对(dui)学业的(de)功利化理解、对(dui)学历的(de)盲目迷信和膜拜,以及先问学历后看实力、将学历作为职业敲门砖、作为个人(ren)身价的(de)尺度,则并无二致。
如此风气,经久不衰,造就了多少名不副实、才不配位之人(ren),又埋没了多少才高志远、有志无时之士,恐怕真是(shi)一言难尽。而这些,大概就是(shi)那位讲述“美国故事”的(de)柯林斯所无从知晓的(de)了。
草于2020年6月30日
7月中改,11月30日改定
原载《同舟共进》杂志,后由权威央媒全文转载。见刊时略有改动。
(注释从略)
原标题:《“文凭社会”的(de)中国往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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